基督教从属论与三位一体的冲突，推动基督教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发展

从信中可以看出，尽管君士坦丁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和理清二者争端的原因和渊源，但坚持希望争端要被平息，恢复彼此的友谊和善意，恢复所有人之间适当的亲密关系，这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上，不应当有任何争论。”在统一了帝国后，君士坦丁逐步将注意力转向了神学领域，他在着手推动基督教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塑造前，力图避免和解决任何可能导致教会与神学分裂的事件。

君士坦丁在给亚历山大和艾利乌的信中既愤怒又困惑，部分原因是问题的琐碎和争议的激烈明显不匹配。在他看来，大量东部省份的主教和牧师因为一些细枝末节和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争论，从而造成了大范围的信徒困惑和分裂，这肯定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应该被接受的。

在我们认识和分析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化过程的时候，似乎也能感受到皇帝在信中表达的困惑和沮丧，也能感受到其为了保证思想领域的稳定和统一的强烈意志。尽管君士坦丁本人的神学造诣并不高，但为什么当时东方的神学家们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对三位一体神学的“从属论”这个特殊问题如此狂热？

在雷蒙德·范·达姆看来，“在罗马社会后期，关于基督教皇帝的哲学的论述已经与基督教上帝的三位一体神学的争论融合在一起”。长久的统治将皇权的来源同神权联系在了一起，到了三世纪后期，皇帝和神之间产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有时直接将自身同神祇等同了起来。例如第二章中所提到的四帝共治皇帝将自身同诸神联系起来，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公开声称自己就是神明朱庇特和赫拉克勒斯。

这种长久的宗教传统为当时的皇权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支撑，使得对于皇帝的叛乱同对于神明的亵渎相等同了起来。君士坦丁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基督教皇帝的出现，在摧毁和重构帝国的宗教思想体系的同时，并不足以完全颠覆长久的意识形态和相关神学传统。将皇帝同神相对应的潜在传统和话语体系仍然存在，尽管他们所面对的是基督教皇帝同基督教神明之间的关系。

这种矛盾伴随着君士坦丁统治范围的扩大和巩固而愈加矛盾。例如在年，君士坦丁攻占意大利夺取罗马后不久，塞皮努姆为其开展了一场传统的多神教献祭仪式。在仪式上，是如此的形容君士坦丁的：“众神所生，重建人民自由的凯撒大帝，弗拉维乌斯·瓦列留斯·君士坦丁，虔诚、幸运、胜利的奥古斯都。”

这说明了在当时这一意识形态重塑之初的混乱时期，传统社会精英们不知道用何种方法来恭维和塑造新皇帝的形象，只能用保守而又传统的惯例术语来称呼君士坦丁。而基督徒同样也不确定如何定义他，他们之前从未有过基督教的统治者，唯一的现实统治者只有神人合一的耶稣。

艾尔丝指出，四世纪神学家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趋势，一些人喜欢强调圣父圣子的同一性，而另一些人则在强调圣父圣子之间的差异性。就是说，基督教皇帝的出现迫使所有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基督徒们重新思考帝国统治的概念和关于神统治的教义。他们突然不得不重新规划耶稣基督和罗马皇帝的定位，于是投入到试图阐明圣父神和耶稣基督之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圣灵在三位一体中的角色的思考与辩论中。

因此这个基督教内部的思想分裂与冲突绝非是细枝末节和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一场关于基督教帝国地位的辩论，对于三位一体的讨论和界定在当时，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皇帝自身宗教地位的界定。阿里乌斯派和尼西亚派的争论也是一场关于基督教皇帝神性的争论，这些矛盾和辩论的中心点和裁决者最终都是君士坦丁。

尤西比乌斯在其《君士坦丁颂》里将君士坦丁等同于上帝在地上世界的代行者，支配人间的万事万物。在尼西亚会议上，君士坦丁同样提升了自己作为基督教皇帝的崇高地位，他轻松地自称为主教，主持尼西亚会议，似乎也在无形中继承了耶稣基督的一些权柄与职能。在会议中他还确定了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从而将自身同耶稣基督的概念再次挂钩，耶路撒冷及其附近的重建的教堂都雕刻着纪念耶稣和君士坦丁的传记。

尼西亚会议的重要并不完全在于对于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关系的最终裁决，还在于在皇帝的引导和支持下对于这件事情进行讨论本身。这场讨论本身和最终被皇帝的权威所公布的结果，就将皇帝的权威和基督的神圣性联系在了一起。在四世纪早期，阿里乌斯的引导和类似其他的神学家展现了许多令人神往的品质。例如这些神学家仔细而慎重地解释圣经，使用大量的圣经引用和典故以支撑他们所提出的耶稣基督之子必然服从于圣父的教义。但阿里乌派最终被斥为异端，成为异端中的异端。

年尼西亚会议达成了对上帝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的共识，它还通过以尖锐地开革阿里乌斯派教籍的方式来奠定对抗性的基调。回顾历史从现代学术观点的角度看待当时尼西亚教义的制定，似乎是当时意识形态体系重塑过程中哲学与神学发展趋势所产生的唯一具有可能性的结果。

在这些宗教思想概念的冲突和完善中，皇帝同意召开大公会议并提供设施，通过国家权力的手段确认和实施其决定。当时的许多教会领袖借此机会向皇帝寻求支持，并利用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一来尼西亚会议的召开也就成为了帝国重塑意识形态以及基督教崛起所面对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