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Barnett），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与政治学教授。其研究成果涵盖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治理、全球伦理、国际组织、人道援助以及中东政治等，代表作包括《见证大屠杀：联合国与卢旺达》（EyewitnesstoaGenocide:TheUnitedNationsandRwanda）、《阿拉伯政治对话：地区秩序谈判》（DialoguesinArabPolitics:NegotiationsinRegionalOrder）、《人性帝国：人道主义历史》（EmpireofHumanity:AHistoryofHumanitarianism）、《世界的规则：世界政治中的国际组织》（RulesfortheWorl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inWorldPolitics，合著）、《星条旗：美国犹太人外交政策史》（TheStarandtheStripes:AHistoryoftheForeignPoliciesoftheAmericanJews）以及与伊曼纽尔阿德勒合编的《安全共同体》（SecurityCommunties）等，曾获国际研究协会（ISA）昆西怀特奖、《选择》杂志优秀学术课题奖、国际研究协会年度最佳著作奖等。巴内特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克莱斯特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教，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

年，迈克尔巴内特与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Adler）合编的《安全共同体》（SecurityCommunties），进一步定义了卡尔多伊奇首次提出的“安全共同体”，学界称由于此书的问世，让沉寂多年的“安全共同体”成为建构主义研究主流议题之一。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国际会议间歇，记者偶遇巴内特，回到美国后又继续采访。我们的话题围绕他的研究领域——全球治理、国际秩序以及国际人道援助展开。虽然是在谈国际、全球，但是和几乎所有美国学者一样，巴内特最后的话题还是回到美国当下政治。他对美国当下的社会、政治不无焦虑，并表示，美国人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无比紧张。

美建构主义兴起于冷战的结束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到您的名字，学者一般都会想到“安全共同体”。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和阿德勒着手这项研究？

巴内特：阿德勒和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这个项目，那时，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理论都可以称为特殊时期。从历史而言，显然便是冷战的结束。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是，虽然政府以及政策制定者从来没有用过“安全共同体”这样的表达，但是，他们的视野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践行与“安全共同体”概念相同的理念。冷战时期，一度由于核竞争以及担心国家承担风险，很多方案都因此而终止。随着冷战的结束，创造性思维获得更多空间，可以选择的方案也多了起来，所以那段时间可以被称为是个有趣的试验以及积极创新的时期。

从理论上来说，当时正处于建构主义兴起阶段。该理论强调历史的偶发性以及反事实性；强调身份与理念对行为以及结果的塑造，后者反过来再塑造身份、理念以及进步的可能性。由于这些历史和理论原因，我们认为是时候重建对德国学派的研究了。当代事件的发生似乎正朝着德国学派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为“安全共同体”可能出现的条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界定。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虽然“安全共同体”可能和那些“地区共同体”（RegionalCommnity）一样从头建起，但是我们非常肯定地认为，“安全共同体”出现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有充分证据表明它的存在对现实主义世界观的统治造成了一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次您的演讲主要谈国际秩序的变化。近几年，随着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欧美各国民粹主义上升，国际秩序成为国际关系学者讨论的热点。很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开始忧虑其一直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悄然瓦解。您是否也有此忧虑？

巴内特：首先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我不确定这个秩序是否存在过。而且当人们谈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时，似乎说的也不是同一个意思。在有些人眼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相当于美国秩序，或者相当于西方秩序。不过在一般意义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认为基本上由西方认可的规则构成。但是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学者看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是美国秩序，因为前者要比后者宽泛得多。所以，尽管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依然在维护这个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学者们都在试图立足于本国文化和政治特色，提出本土国际关系理论，您怎么看这个趋势？

巴内特：我们在谈论学科的时候，应该是跨区域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学科。同一个学科的学者遍布全球；学术刊物是跨国界的，学者也是跨国界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谈论国际关系学派有国家认同或者说以国家界定其学派，比如美国的国际关系学，也可以说是存在的，因为有很多非常出色的学者，他们基于自己的逻辑、思想以及议程，加之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坚持，构建出他们想要的一个体系。同时由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一个霸权体系。而与之相伴随的声音，便是讨论美国的霸权是否在衰落。

当我们以国家为界划分国际关系学派时，我会想到几个问题：写作风格是什么？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让人们接纳？你会看到，在不同的时期，各个国家会努力构建其本土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次会议谈论最多的就是“全球国际关系理论”（GlobalIRTheory），对此怎么理解？

巴内特：事实上，全球国际关系话语的出现，更多的是来自南方国家的推广，比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等概念或者理论都是他们的遗产。在他们看来，当前绝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是欧洲中心论。其实，他们在努力做的，我也完全同意，因为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和包容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他们的观点以及声音没有获得合法性，因此他们提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旨在提倡包容性，就是所有人的观点都很重要。该领域的一位引领学者，就是离我们学校很近的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阿米塔阿查亚（AmitavAcharya）教授。

但是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趋势是否会推动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全球国际关系的变化，抑或是类似于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这也是大家争论的焦点。

也有些人问我，美国学界真的在谈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吗？当你是霸权国家时，你不一定要从这个角度谈论国际关系，甚至你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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